加藤嘉一

我是日本「農三代」，在伊豆半島的小農村出生，從三歲開始跟著爺爺和爸爸種地，沒玩過電子遊戲。周圍都是竹山，從天亮到天黑，我一直在太陽下面活動著，度過了美好的童年時光。離開農村十多年，回過頭看，日本農民的幸福指數是很高的，過著安寧、平和的日子。

當然越是農村，公共交通和基礎設施越欠發達，這是世界共通的現象，不是特殊的問題。我家鄉只有一個小小的火車站和幾條公交線路，沒有輕軌，更沒有地鐵。道路倒是基本健全，不管是一般道路還是農道，去哪裡都有路，不會徒步翻山。

正因如此，日本每個農民家庭裡至少有一輛車，把農業專用的車加起來超過3輛相當普遍，公共交通不發達嘛，只能開車。在東京等大城市裡，開車的人反而不多，價格便宜的公共交通相當發達，沒必要開車浪費時間和金錢。

在日本農村，每一個地方都有與自民黨有關係的「農協」，農民與這一組織協調，確保銷售農產品的管道，政府也給予補貼。憑我感覺，農民的現金收入達到城市居民收入的60-80%，有的更高。但農村人家有糧食，農村生活的開支又很少，況且，其醫療、養老等保險條件是與城市居民相當的。日本農民在國人普遍對國家糧食危機抱有擔憂的形勢下過著有尊嚴的曰子。

2003年來華以來，我經常去中國農村進行調研。2007年年底到被設定為國家扶貧試驗區的貴州畢節調研了1個月，走進那裡的農村。剛剛到達後的第一印象，與我日本的家鄉沒什麼兩樣。但觀察一會就發現，那裡的水和食物很不衛生，在大眾餐廳吃了一頓，我立刻拉了肚子。至於公廁，讓我不得不拉開距離，下決心忍耐一會，到別處解決。

那段時間，國家教育部正好免除了農村義務教育的書雜費。當地的宣傳部官員很自信地向我解釋這一政策多麼偉大。但我躲避陪同官員，偷偷去向當地的老師瞭解到，依然有許多孩子「沒回來」。通過一位每月從工資墊出1500元（人民幣，下同）幫助自己學生生活的女教師介紹，我跟幾名不是因為交不起學費，而是因為貧困而上不了學的孩子聊天。

她們在貴陽當「背篼」，覺得自己不打工，弟弟和妹妹吃不飽飯，不是不願意上學，而是無可奈何。我問了一名14歲的女孩子， 「你現在最想要的是什麼？」她用不太標準的普通話回答說：「一張紙和一支筆……」我把身上帶的所有文具書籍都拿下來，送給她。一邊傾聽她的心聲，一邊心中覺悟， 「這才是中國的農村，更是中國的真面目。」

這讓我認識到，一個國家的真正實力和本來面貌取決於生活在最底層的群體在什麼樣的環境過著什麼樣的日子。就中國這樣貧富懸殊巨大的轉型中社會而言，更是如此。北京國貿的銀泰中心或上海陸家嘴的環球金融中心絕不象徵著中國崛起，貴州、甘肅等相對的欠發達地區，其基礎設施、教育醫療、百姓的生活狀態才是衡量中國崛起的核心標準。

（本文刊登於《環球時報》2010年8月11日）

最近，「入園難，難於考公務員；入園貴，貴過大學收費」的標題吸引了我的眼球。中國學前教育的資源稀缺和現實需求之間的鴻溝，已經到了史無前例的地步。在北京，包括80後在內的中國朋友經常向我抱怨，送孩子入幼稚園特別困難，孩子一生下來就要報名，排隊一兩年才能確保孩子進到「勉強能接受」的幼稚園。公辦幼稚園，尤其是好的公辦幼稚園自不必說，沒有特殊關係和管道，根本不可能把孩子送入園。就算民辦幼稚園，門檻也挺高，學費相當貴。前幾天，我與北京的資深幼稚教育人士深聊，瞭解到北京民辦幼稚園的月學費至少1000元（人民幣，下同），而且幾乎沒有上限，2000、3000、5000……入園時還需要交至少一萬元贊助費。我問，「月薪加起來一萬元的夫妻敢為孩子的幼稚教育付多少錢？」專家回答說，「他們迫切需要把孩子送到幼稚園，寧願付出一半以上的薪水。」

對於那些在大城市「蝸居」的年輕夫妻來說，貴絕不是個問題，無論多貴，都要想方設法把孩子「扔」出去。在當今中國城市生活壓力和成本空前高漲的形勢下，很少有夫妻能光靠男人的經濟實力養活家庭，也很少有女性能夠接受傳統日本女性似的「家庭主婦」角色，父母灌輸的傳統價值觀一般又不允許子女不要孩子。年輕夫妻明明知道在城市生活、養育孩子是一大困難，卻無法回避這一兩難的困局，剩下唯一可取的選擇就是儘早把孩子「托」給幼稚園。

除了中國大城市嚴重缺乏學前教育資源的「量」之外，更加迫在眉睫的是其「質」。我聽到過一種說法：「中國的幼稚園教小學的課程，小學教中學的課程，中學教大學的課程，大學重新學習幼稚園的東西。比如，對人講禮貌，誠實，守信……」在我看來，中國的基礎教育是很成功的。中國的中學生知識面很廣，思辨能力超強，外語運用能力令人驚訝，還具有國際視野，進入大學之前，該具備的知識和能力基本都滿足了。而中國的高等教育還在探索中，不算成功，許多學生帶著基礎教育階段的姿態面對大學生活，或過早地接觸社會，比如大一就開始找實習，搜索就業資訊等，不好好享受人生中唯一自由自在的青春時光。

已經開始走向社會的我的同齡人——80後正在遇到這樣那樣的問題，天天在媒體上飽受爭議。不少在華日本企業的老闆曾向我表述同樣的困惑：「年輕員工學習能力強，迅速明白原理，但缺乏禮儀和誠信，不懂怎麼對待上司和客戶，心態混亂，非常功利。」

浮躁、迷茫、功利、抑鬱……所謂「80後問題」，其根本原因幾乎都歸結於如何做人，而不在於如何做事。而做人的素質和修養只能在學前教育階段培養。可今天中國的學前教育跟基礎教育沒什麼兩樣，教師和家長都急於向孩子灌輸知識，書法、外語、鋼琴、數學……急功近利，覺得學東西越早越好，試圖讓自己的孩子提前完備所有知識面，並把它視為「成功」的唯一途徑。

增加幼稚園是當務之急，但若不改變學前教育的現狀，形勢將進一步惡化。在這方面，中國不妨參照日本經驗。戰後日本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無疑受益於教育，尤其是幼稚教育。日本孩子在3—6歲幾乎都在上幼稚園。老師在實踐中教的無非三項：一，如何與同學相處；二，如何禮貌對待長輩；三，如何靠自己解決問題。

（此文刊登於《環球時報》2010年8月16日）

前幾天回日本，參加了有關日中關係的討論。日本有識之士習慣於拿出「國民感情」的良好與惡劣來評估日中關係。許多學者現場問我「加藤君，中國百姓對日本持有什麼樣的感情，我們還是比較清楚的。不明白的是，他們究竟靠什麼途徑表達情緒的？」

這個問題提得不錯。我回答說「許多日本認為中國百姓徹底沉默，言論被當局壓制，沒有表達個人意見的空間。這幾年發生了重大變化，他們正在快速取得網路這一新的話語權」。入口網站的論壇、互動社區、校內網、微博……網際網路早就成為我瞭解中國輿論的必經之道。老百姓在政治生活中的真實感受在那裡。我向祖國前輩們反復強調，「瞭解中國，必須上網」。

有人站起來反駁說，「說『話語權』太誇張了吧。網路語言是虛擬的，網友只是發洩生活上的不滿情緒而已，實際上也不需要對自己的語言負責任的。決策者不會在乎的。」在日本，不管它是真實還是虛擬，網路語言對政府的決策來說是毫無影響力和作用的。日本百姓只關注個人生活，日益淡化對政治的關注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若對政治社會有何意見，他們就在看得見，摸得著的公共場合加以表達，比如，投票，上街，集會。

我接著反問，「那為什麼胡錦濤、溫家寶等領導人要上《人民網》、《新華網》等安撫老百姓，鼓勵他們要有信心呢？」不管它是真實還是虛擬，當代中國的言論改革正處於逐步開放、多樣的過渡階段裡，網路對普通老百姓來說正在形成唯一的表達空間，難能可貴，政府也認真傾聽他們的心聲。

今年「兩會」論證了當代中國政治的兩大崛起：一是民生崛起；二是網路崛起。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及政治改革，都與這些崛起無不有關。這些現象本身是中國邁向現代化的必經之路，還不是給予價值判斷，而依然處於細膩觀察的階段。

我對「中國網路民意」進行概念上的界定，並把它定義為：在當前中國面對高速經濟增長和現代化進程，社會矛盾逐步升級的特殊發展階段下，隨著科技的發展和互聯網的普及，在網路上獲得了意見管道的新公民表達的集團化民族情緒以及由此形成的社會力量。

網路民意往往是不可控的，這幫人「不怕死」，對政府足以形成嶄新的社會壓力，有時甚至成為「看不見的敵人」。它有以下四個特徵：一，大眾化。對於大多數普通百姓來說，過去在公共場合發表自己觀點是無法想像的事情。他們原來屬於不具備話語權的弱勢群體，隨著網際網路的發達，逐步把網路視為表達觀點的意見管道，把它視為唯一認同的政治社會；二，體制外。網路人口已超過4億，網路民意也為政府部門的決策過程和整個國內輿論造成深刻的影響。但它屬於「體制外」，其原因歸結於它的「匿名制」；三，情緒化。網路空間與其說是表達政治觀點的平台，不如說是發洩生活情緒的途徑。大眾也好，體制外也好，這一廣泛的群體往往屬於缺乏政治權利、財富基礎、話語權的弱勢群體；四，極端性。由於上述大眾化、體制外、情緒化三方面原因，網路上的言論往往趨於極端化。

網路民意無疑是海外中國觀察者的新關注點。約翰‧奈斯比特先生在著作《中國大趨勢——新社會的八大支柱》裡提出：「中國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與中國人民的參與正在形成一種新的政治模式，我們稱之為『縱向民主』。支撐中國新社會長治久安最重要、最微妙的也是最關鍵的支柱就是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力量的平衡。這是中國穩定的關鍵，也是理解中國獨特的政治理念的關鍵」（第39頁）。

這段話給我提供了線索。「網路民意」與「政策回應」的互動相當有趣。它有著內在邏輯和機制。網路民意正在使得中國決策過程更加開放、民主、透明。就民意對決策的影響力度和分量而言，如今，中國與日本、西方國家之間並不存在根本性的區別。前者以龐大的網路資源為支柱，後者以選舉、上街遊行等程式為支柱，逐漸形成「殊途同歸」的關係。

昨天凌晨，我從國外回到北京。這段時間我一直在澳洲雪梨，很遺憾，沒能現場觀察中日關係的風波，尤其是親眼目睹日從日本駐北京大使館走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的「反日」遊行隊伍。我也跟澳洲政府官員、媒體人、政策智囊等就共同關心的問題交換了意見，發現他們也格外關注中日關係的現狀與前景，並表示了擔憂，這頗為令人欣慰，讓我重新認識到，中日兩國的關係，其實還是全球格局中的中日關係。

昨天下午三點，我到鳳凰網做客，與中國博主一起探討了尖閣諸島（釣魚台）風波。做客之前，我聽到消息：日本地方檢方決定釋放中方船長，至於今後處罰與否，則有所保留。我們便抱著「此事件暫時告了一段落」的心情開始討論。說內心話，自從我2005年4月北京反日遊行發生的第二天直播做客鳳凰全球連線以來，這次訪談是我心跳最快的一次訪談。

至於原因，一方面是我好久沒有說中文，另一方面還是與當今中國民間嚴峻的對日情緒有關。我只能很被動，這裡是人家的地盤，與與眾不同的言論環境結合在一起，我既不好為我國的官方立場做辯護，也不好談論貴國的特殊體制。中方博主探討，「加藤曾在文章裡提及過日本是法治國家，司法程式是獨立的，那麼，為什麼在24日這個時候釋放船長呢？不就是產生了法律之外的政治意圖嗎？」

據我觀察，中方本來也在等待日本檢方日將做出來的決定。多位政府官員、學者等都向我表示「出乎意料」。我也很驚訝，怎麼在24日下午這個時候閃電式地決定並公佈「法律判決」呢？沖繩那霸地方檢察官鈴木亨回答日本媒體採訪時表示，「相關程式都走過了，所以這個時候放了」。日本官房長官仙谷由人則回應說，「這是那霸檢方獨自的判斷」，並否認了政治的干涉，努力維護三權分立的正當性。

不過，鈴木檢察官也明確表示「考慮到中日關係的重要性」。對此，《朝日新聞》9月25日發表社論，標題是：「中國船長釋放：輕率的外交，迫不得已的政治判斷」，社論指出：「那霸檢方說，考慮到對日本國民及今後中日關係的影響，等於不是純粹的司法判斷，可以說是菅直人政權自上而下的政治判斷」。一位日本外務省官員向我透露，「那霸檢方曾向我省中國課諮詢過此輪判決對中日關係的影響」。

25日早上，日本各家媒體集體討論此輪尖閣諸島（釣魚台）風波的「結局」。《日本經濟新聞》社論的標題是：「毫無道理的船長釋放，調整外交政策迫在眉睫」，該報社論對於充滿「謎團」的檢方判決表示質疑，並強調必須強化日美同盟的功能和凝聚力，從日美安保同盟的角度維護日本的合法權益。《讀賣新聞》頭條新聞報導：「異例！檢方對外交的妥協？這是政治決斷麼？」自民黨人氣派政治家山本一太參議院政策審查委員長在25日上午作客TBS電視台則表示說，「這是前所未有的外交敗北」。

中國政府和老百姓正在從道義的角度強有力地宣揚「這是中國外交的偉大勝利」，同時主張必須堅持向日方施加壓力，持續性展開反制措施，要求日方道歉和賠償。菅政權則即將面臨來自媒體、民眾、在野黨等綜合性壓力，不得不保證透明性地解釋此次判斷的來龍去脈。我站在日本人的立場，認為中方怎麼總結、評估此輪尖閣諸島（釣魚台）風波並不重要，挑出對方毛病很簡單，人們往往也會這麼做，並忽視自己的責任在哪裡，反思在哪裡。但與中國打交道若干年的我比較清楚，人家有人家的國情與體制、成就與無奈，日本人對此說三道四毫無建設性，不如進一步觀察對方國情，瞭解自己的問題，當作一次學習的機會。

只有內閣總理大臣承擔解釋責任，這是非民主、非開放的。對整個1億2000萬多日本國民來說，這意味著必須全方位地檢驗這次抓人、逮捕、扣留、釋放等每一環節的背景是什麼，動機是什麼，並進行可解釋的評估。比如，日本高層一方面堅決主張我們是法治國家，依法治國，按部就班就是了，另一方面，卻出乎所有人意料，在24日宣佈因「中日關係重要」而釋放船長。憑什麼？

去年9月，民主黨奪取政權以來，其對外政策相當不穩定，戰略不明確。鳩山由紀夫在駐日美軍普天間機場問題上，破壞了日本對美政策的國內基礎以及同盟之間的基本信任，任職僅僅260天，便宣布辭職。重申「堅持不懈推進日美之間的安保協議」的菅直人，則在對華關係上碰了大釘子，在連盟國美國都不願意看到的中日糾紛中，表現得相當曖昧而缺乏公信力。民主黨奪取政權之前曾明確表示「不參拜靖國神社，不干涉中國內政」，並因此得到了中國全民的歡迎。迄今為止，中日兩國官民之間的這種信任似乎已經消失了。修復遭受大挫的中日關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位中國政府對外政策的智囊人士向我表示說，「2010年中國外交很糟糕」。

9月中旬我在海外待了10天，不在北京的這段時間，《環球時報》編輯告訴我說，「在你離開的這幾天，北京大堵車，超級無敵堵。一個是節前，好多人送禮，外地車多。另外就是開學了，很多家長要接送孩子」。這些現象，我畢竟在北京這座行走成本居高不下的大城市待了7年，不難理解。編輯接著說，「中國的學校硬體不差，但是居然都沒有校車」，並希望我從「中國為何沒有校車文化」的角度寫一篇文章。

我立即反應，「有沒有校車文化與北京大堵車無關」。

據編輯介紹，中國的城市從幼稚園到大學，都沒有校車文化。但日本除了部分幼稚園有，小學、初中、高中直到大學也是沒有校車文化的。日本的學校從幼稚園到大學，都由公立（國立）和私立組成。公立學校根據全國各地政府所制定的行政劃分進行分佈。比如，若小學和初中，住在A區的孩子只能去B學校；高中稍微寬鬆一些，C學校從D、E、F區招生；大學就變得很自由，任何地方的人都可以申請任何地方的國立大學。私立學校就徹底無所謂了，只要考得上，交得起學費，任何人都可以去任何學校。

無論是公立還是私立，日本學校都不具備校車功能。還是舉自己的例子吧，我從小種地，沒上幼稚園，就從小學說起。小學是集體上學，都由六年級的學生帶上每一個區域的孩子，一般都是10-20個人左右，每天早上定個時間，排成一隊，往學校徒步過去，單程10公里左右。不過，我小學是在鄉下上的，在鄉下來回20公里屬於平均，但在城市的話，平均大概來回5-10公里。

初中和高中我上的私立學校。搬到城市之前，是每天來在路上花了4個小時，3個小時在電車上，1個小時在路上走路。這種情況在東京等大城市也比較普遍。搬家之後，我則是騎車上學。每天騎30公里左右，不管是城市還是鄉下，這也屬於相當正常。在一座城市最普遍的高中上學情況恐怕是：早上出門，騎車10分鐘到最近的車站，坐電車半個小時，下車走路15分鐘，回程也一樣，大概每天在路上花一個多小時。

而我幾乎沒有目睹過父母開私人車接送孩子的狀況，最多為把孩子開車送到最近的電車站。正常想，不管是公立還是私立，如果所有家長都開車接送，學校附近的道路全都被家長車佔領，造成大堵車難以避免。我也不否定東京個別貴族學校的孩子有可能每天被家長接送。但我相信，在日本的城市，這種情況不會超過1%。

我堅決認為，早上和傍晚的高峰時間段，北京中學附近每天造成大堵車的根本原因不是沒有校車文化，而歸結於父母對孩子上學的「接送文化」。我曾跟北京的家長也討論過這個問題。大多數人都認為接送文化有弊端，卻反駁說，「但北京學生上學太遠，讓小孩子騎車去不現實」；「北京路面交通情況，敢讓孩子放出去騎車嗎？」；「地鐵太擠，能放心讓孩子接受那麼艱苦的環境嗎？」

我冷靜回答說，「你們太溺愛孩子了，如果太遠，來回40公里，騎車確實夠嗆，但不要總說這個不便，那個危險，地鐵不便就結合公交、地鐵、走路三種手段靈活解決吧，幾乎沒有過不去的學校了。如果不放心，就讓孩子跟朋友一起集體上學，有事隨時與父母溝通，這樣還能培養團隊精神呢。何況，中國的小學、初中生與日本孩子不同，都是有手機的」。

據我觀察，作為一座城市，北京的公共交通至今已經有很大進步，而且，治安也沒有那麼差，絕對不至於「孩子不能一人在路上」的地步。中國人總是抱怨西方發達我國落後，但我要明確說明，只有中國的孩子那樣嬌氣，自私，物質。在物質文化的享受方面，中國的孩子比西方「發達」多了，雖然其代價無法想像。當然，我指的是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的孩子，如果農村以及二三線城市的話，情況完全或比較不一樣。

廣州亞運會閉幕了，中國獲得了199枚金牌，這是驚人的數字。從北京奧運到廣州亞運，在2008年到2010年國家大事密集期，中國用體育這一最能刺激人心的草根政治宣揚了「中華復興」，使民眾增強信心。在我看來，中國體育的復興應暫時告一段落，邁向更高的發展階段。

體育究竟是什麼？至少包括兩層含義：一個是職業或專業化的體育；另一個是非職業、非專業的體育。從人口來講，前者是極少數，後者是大多數；從動機來講，前者是謀生的手段，後者是享受的樂趣；從影響力來講，前者是提升國家榮譽的，後者是提升全民健康的。兩者對國家的可持續發展來說，缺一不可。

我印象中，中國人一般把體育看作尋找出路、提升名譽、改變命運的手段。大部分從業者從小就當運動員，進入體校，面臨人生選擇。我一個朋友從小游泳很好，被體校邀請當運動員，但她很想學習，只好放棄游泳，選擇了學習。另一個朋友從小打乒乓球，學習很優秀，上中學時面臨選擇，要麼打球，要麼學習，她選擇了乒乓球，進入國家隊，保持拿奧運獎牌的水準，但對於學習這條路，只能留下遺憾。

我在日本上中學是以「體育特長生」身份被錄取的。普通學生一般8點半上學，中午12點到1點半午休，5點鐘放學回家。而我早上7點鐘到學校早訓，上課，中午吃完飯做力量，5點放學之後繼續訓練，大概9點多回家，訓練用的是業餘時間。有集訓或比賽的話，可以請假，學校也許可，但回來後一定要補課。應考條件完全一樣，如果考不好，就畢不了業了。所以，對於任何一名日本青少年運動員包括奧運冠軍來說，學習第一，訓練第二。按照校規，成績不好、行為不良的運動員不能參加任何地區和全國大賽。

日本人相信「文武兩道」對一個人的成長最為重要，把學校的學習和業餘的訓練兼顧好，大部分國家隊隊員都是這樣走出來的。他們退役後也可以在經濟、媒體、金融、政治、文化等行業，成為最傑出的一群。我17歲時因受傷而退役，但學習還比較認真，退役卻有退路，至少有文字寫。而許多中國「同行」退役後別無選擇，只能當體育教師，有的甚至還去賣肉、搓澡。

國家顯然付出了巨大代價，我認識的幾乎所有中國家長都無法讓面臨高考的孩子好好運動，鍛煉身體。大家潛意識中都認為，體育運動不過是干擾成績的廢物，學習知識不過是干擾體育業績的廢物。

體育運動不是針對一部分人的壟斷品。一位著名體育人說得好，「中國只有金牌，沒有冠軍。」中國有13億人，國家養活的運動員據說有20萬左右，而拿金牌的只有51個和199個。在這個過程中被浪費掉的人才有多少？我指的是拿不出成績，無路可退，只好在社會底層和邊緣混下去的前運動員，還有當初願意好好運動卻無奈選擇學業的人才。

不是為了拿金牌，而是為了實現全民的健康生活這一長遠而核心的利益，為此提供各種惠民的公共服務，這才是政府應該做的事情。比如，建設免費的綠色公園，讓民眾在週末一起跑步。在我看來，4萬億經濟刺激措施也應投入這些直接涉及「國民利益」的方面。

我由衷期望，以廣州亞運的輝煌政績為契機，中國能擺脫「奧運」或「亞運」式體育，從而進入「全民健康體育」的偉大時代。

（此文刊登於《環球時報》2010年12月2日）

最近聞名全球的「維基解密」網站（Wikileaks）的創始人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於12月6日在倫敦被員警逮捕。不過，這家由他開創的專門公布秘密文件的網站並沒有因為這件事而畫上句號。網站的發言人已經表示，未來還將繼續他們的解密事業，公布25萬份更加敏感的秘密文件。

維基解密本來與中國很有緣分。2007年它剛出現的時候，曾宣稱自己是一個由境外的中國異議人士及其同情者建立的組織，主要的工作為使中國透明化。從這一點來說，它與世界上數不勝數的致力於在發展中國家推進民主和透明化的非政府組織並無不同。

幾年過去了，維基解密沒有公布中國的資訊，卻把美國當成了工作對象。目前維基解密已經公布了幾十萬份美國政府文件，包括伊拉克和阿富汗前線的真相、美國外交文件、反恐戰爭的有關情況等。這種頗具諷刺性的局面給美國人出了一個相當大的難題。

毫無疑問，維基解密的行動是美國政府無法接受的。他們公布的機密文件不僅數量眾多，而且每一份文件都經過了嚴格的審查，保證確實是來自官方網路，而且內容未經過修改。儘管有許多分析家推測，這些文件中肯定包括了美國情報部門故意釋放的干擾性情報。

美國政府從來沒有批評過維基解密的文件是偽造的，還逮捕了向維基解密提供文件的軍人，等於加強了這種陰謀論。不過，被公布的文件多達幾十萬份，格式完整，互相關聯，也確實不可能全是編出來的。至少可以說，維基解密不可能完全是美國人的陰謀。

維基解密的存在與深化，本身就是美國所支持的價值觀的某種勝利。在過去的時候，外交被視為一個國家中最應該由精英主導的神秘領域，老百姓對外交的最大支持則是對它一無所知。但在已經被廣為接受的普世價值中，「外交民主化」佔有一席之地。民眾作為納稅人，應該有權利知道外交是如何策劃和實施的，是否真的對老百姓現實生活有利。這個過程是不可逆轉的。

以維基解密為代表的媒體力量則是主要推動力量，美國政府作為價值觀的推動者，應該第一個對此做好準備，不僅要加強對關鍵情報的保護力度和管理系統，也應該重新審視一下：必須保密的文件是否真的那麼多嗎？

超級大國美國似乎沒有完全做好準備。維基解密曝光伊拉克、阿富汗前線情況的時候其實還不要緊，因為這些情況已經被媒體充分報導了，沒有太大的衝擊力。真正讓美國人下不來台的，應該是11月28日發佈的25萬份外交電報。這些電報是維基解密獨家得到的，其內容之豐富超過了全球媒體曝光量的總和。在披露的電報中，美國外交官對各國政府首腦進行了非常坦率的批評和諷刺，暴露了秘密外交場合的許多從未被公開的談話內幕，還提出了一些頗有爭議的看法，比如「中國有可能放棄朝鮮」等。

在維基解密預告說將要公布這些文件之前，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克林頓抓緊時間會見了包括中國外長在內的許多外國高官，向他們專門說明了自己的尷尬處境，以免損害美國和這些國家的關係。

12月5日，我在日本朝日電視台做客「今日世界」特別節目時，介紹了「今日中國的頭條新聞」——今天是中國的國考日，全國共有141萬考生參與，平均競爭比達到88： 1，最熱崗位國家能源局達到4961：1。日本人對此感到很驚訝：「中國年輕人面臨的社會壓力原來這麼大！」

「國家公務員考試」對日本人來說毫不陌生。它是精英聚匯的神聖場所。對於日本最高學府東京大學的法學部畢業生來說，「當國家公務員，進中央省廳」意味著人生成功，獲得進入「贏者圈」的資格。這一基本結構近100年以來沒有變化。近兩年，人事院實施「再挑戰考試」，試圖把30到40歲的下崗人士安排在員警官或地方機關，競爭比例為99：1。

隨著社會的進步，日本的「官」越來越不好當了。我回日本想跟在政府部門工作的朋友見面是很困難的，他們經常不分晝夜地工作，往往連正常睡眠時間都無法保證。相對來說，當官的人是在日本社會最聰明、最有責任感，也是最有壓力的群體。

他們還是最大弱勢群體，不僅一舉一動都要遭到媒體批判性報導，而且一旦出了什麼問題，責任往往全部被歸結於官員，他們必須一邊承受工資有可能被降低的現實，一邊扮演全社會最廉潔的健康形象。近年來，日本公務員跳槽、自殺、過勞死、得抑鬱症等情況特別多，令人深思。

公務員的職業特徵是世界共通的：穩定、福利、榮譽、權力。即使沒有很高的工資，太多的自由，也希望能夠獻身給國家社會，從而得到相對較高的社會地位和榮譽感。至於個別官員以權謀私等情況，就是制度問題了。

從出發點和動機來看，中國的國考生和外國沒什麼本質區別。最近日益嚴重的就業和競爭環境，讓許多人害怕面對現實，覺得「乾脆鐵飯碗得了」，這導致缺乏社會責任感的保守投機主義者不斷增多。

但隨著中國社會一天比一天開放和透明，官員的權力遭受輿論和制度雙重監督的趨勢無法阻擋。倘若141萬的考生盲目以為進入政府就職就算成功，可以穩定一輩子了，那就大錯特錯了。

本質而言，公權力受到社會監督是正常現象，合理的制度安排使得官員成為弱勢群體是健康現象。未來的官員要記住：你們選擇的是成為弱勢群體的道路，每時每刻都要面臨體制內外的競爭力，來自媒體和大眾的輿論壓力。哪有那麼容易當的官呢？未來當官至少沒有你們想的那麼靠譜。

（本文刊登於《環球時報》2010年12月9日）

「北大學生怎麼樣？」

「很能幹，有激情。很積極，很認真。」

「還有呢？」

「英語很好。」

2006年的秋天，我和一名日本東京大學的女生，沿著北大未名湖望著傍晚的日落散步、聊天。這位畢業後去了一家美國著名投資銀行的日本精英對北大學生出色的表現感到驚訝。

在中日關係受挫的嚴峻形勢下，我創始了北京大學與東京大學的學生代表之間的互訪交流活動——「京論壇」。中日兩國的年輕人就當前最火爆的有關中日的熱點問題，超越桌上的討論，進行了各種合作調研、溝通總結，為安倍晉三對華「破冰之旅」奠定了策略性基礎。我很有信心地說，由80後這年輕一代發起的論壇實實在在影響了國家的決策。

北京論壇結束後，東大的一位精英對我說：「謝謝你給我們提供跟中國學生接觸的機會！沒想到中國學生的觀點那麼先進、民主和多樣。我們的資訊來源和觀點反而很狹隘、單一，我們一向只是順從形式上的民主罷了。」

這才是兩國精英，至少是未來的精英，相互接觸的意義所在：要在國際視野下互相成長。

當代中國社會正在轉型中，國家戰略在變，城市面貌在變，百姓觀念也在變。「變」已經進入中國人的日常思維。現階段我們很難用一個清晰的標準去界定中國的主流社會和主流價值。但可以肯定是的，在未來的時間裡，現在的年輕人，那些80後，將充當起中國的「主流」，而他們又是受到中國轉型和多種文化衝擊的轉折一代。面對著這雙重衝擊的，新一代如何尋找新的自我認同，構建自己的價值觀和人生觀？

我初到中國的時候，劉志軍剛剛當上中國鐵道部長。八年來，我無數次乘坐中國火車到各地旅行，既坐過又髒又亂的普通列車，也坐過現代化的「和諧號」，將來肯定還會坐世界領先的京滬高鐵。不過，中國高鐵之父劉志軍卻沒有機會以鐵道部長的身份看到京滬高鐵的開通了。

根據報導，他因在鐵路建設中的「嚴重違紀行為」而落馬下台，有永遠出不來的可能。一直對中國高鐵寄予高度關注，也確實沒少加以表揚的世界媒體，在這個爆炸性的消息面前多少有些震驚。不過，作為新幹線旁邊長大的日本人，我倒覺得此事不值得大驚小怪，它只是把日本的某段歷史重演了一下而已。正如《國際歌》的第四段歌詞，「礦井和鐵路的帝王，在神壇上奇醜無比」，中國和日本都一樣。

1955年，曾參加策劃「九一八事變」的十河信二被任命為日本國有鐵道總裁，相當於鐵道部長。當時日本的鐵路和火車全是戰前留下來的舊貨，其水準連印度的都遠遠不如。國際上，鐵路界因為受到汽車和飛機的競爭而越來越邊緣化，成為典型的夕陽產業。但是71歲的十河信二從一上台就決定建造一條新的高速鐵路，把東京和大阪之間的路程從8小時減少到3小時。這條鐵路將採用電力作為動力，兩條鐵軌之間的距離也與之前的標準完全不同，因此被稱為「新幹線」。此前日本不但沒有建設過這樣的鐵路，連試驗都沒搞過。再加上根本沒有人投資，從總工程師以下的日本國鐵所有職員都不相信新幹線的可行性。

但十河還是決定一意孤行，他上台的第一件事就是趕跑了鐵路總工程師，任命自己的親信島秀雄接任。面對國會議員的質疑，十河一面辯護說「只是在進行原有鐵路的改造工作」，一面利用媒體大作廣告，最終爭取到了新幹線專案。後面的事情更為驚人，根據島秀雄的設計方案，會計師計算出新幹線需要3800億當時的日圓才能建成，遠遠超過日本的承受力，國會不可能通過預算。

十河則命令會計師做一份假帳交上去，欺騙國會說只需要1900億，而且有辦法借到世界銀行的貸款。世界銀行本來明確禁止投資新幹線這種試驗性專案，但十河把國鐵在其他項目上的開支挪用過來秘密用於新幹線專案，讓世行相信新幹線的修建異常順利，於是貸款順利到手。新幹線於1959年開工建設，建到一半時資金就用完了。正好此時十河信二的任期已滿，他對首相池田勇人說：好了，世界銀行的錢都借了，你看著辦吧。

十河的行為有嚴重違法嫌疑，池田當然知道。不過由於借了世行的鉅款，日本的面子問題讓他別無選擇，於是只好從國庫中拿出巨額資金用於新幹線。在進行了3800億日圓的投資後，世界上第一條高速鐵路——從東京到大阪的「東海線」於1964年10月1日通車。已經79歲的十河沒有出席通車儀式，因為他已於此前被趕下了台。他的新幹線和特有的「光」號列車卻從此成了與富士山並提的國家象徵，70年代從日本寄往歐洲的聖誕賀卡上，有一半都印著新幹線的照片。

1978年，鄧小平坐上了「光」號列車，他評論說：「速度很快，就像推著我們跑一樣，我們需要跑。」但他並沒有在中國引進這種技術，因為日本鐵路正在虧本運營。1987年日本國鐵民營化改革時，國鐵負債已經高達2270億美元，負責鐵路建設的國企「日本鐵道建設公團」也欠了410億美元，兩個公司的總負債超過全國GDP的7%。不過，政府未必為此感到後悔，因為便捷的交通促進了經濟的發展。目前，日本正在推動建設一條採用更先進的磁懸浮技術的「新新幹線」，它將把東京到大阪的時間縮短到僅一個小時多一點。當然，5年建成新幹線的奇蹟是不會再有了，新新幹線最早也要到2027年才能建成。

劉志軍堪稱中國的十河信二。2003年我第一次坐中國火車的時候，感到火車又髒又亂，十分落後，而且真正要坐車的時候總是買不到票，與新幹線有幾十年的差距。2006年青藏鐵路通車，媒體上不斷展開宣傳，我才開始注意到鐵路的變化。2007年發生了中日關係中的大事，日本川崎重工的E2高速列車克服中國「憤青」施加的強大壓力，落戶中國鐵道，成為「和諧號」動車組CRH2型。按照媒體的宣傳，「和諧號」都是由中國自行生產的，日方合作夥伴也沒有表示反對。但我登上CRH2列車一看，發現洗臉盆上貼著塑膠紙，紙上寫著「水」和「洗手液」。偷偷揭開，洗臉盆上原來的日文說明漏了出來，讓我感到十分親切。洗臉盆畢竟是一個簡單的部件，從這個細節可以猜測，這列火車的國產化率不會很高。這個情況顯然不是我一個人發現的，左派也把劉志軍當做「漢奸」「買辦」，把CRH叫做「恥辱號」，指責劉不買中國研製的「中華之星」等高速列車而買日本貨。現在劉倒台了，「烏有之鄉」的左派們非常高興。

川崎和西門子的股東們也有理由感到高興。2004年中國引進第一批時速250公里的動車組之前，劉志軍把全國鐵路裝備製造商召集到北京——鐵道部保持了計劃經濟體制，這些人全是他的下屬——並告訴他們，這次的談判由我領導，你們誰敢跟外國人接觸就不要幹了。在談判中，劉志軍成功使供應商相信，自己手裡將掌握全世界一半的鐵路建設資金，能決定每一個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