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凌晨，我從國外回到北京。這段時間我一直在澳洲雪梨，很遺憾，沒能現場觀察中日關係的風波，尤其是親眼目睹日從日本駐北京大使館走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的「反日」遊行隊伍。我也跟澳洲政府官員、媒體人、政策智囊等就共同關心的問題交換了意見，發現他們也格外關注中日關係的現狀與前景，並表示了擔憂，這頗為令人欣慰，讓我重新認識到，中日兩國的關係，其實還是全球格局中的中日關係。
昨天下午三點，我到鳳凰網做客，與中國博主一起探討了尖閣諸島（釣魚台）風波。做客之前，我聽到消息：日本地方檢方決定釋放中方船長，至於今後處罰與否，則有所保留。我們便抱著「此事件暫時告了一段落」的心情開始討論。說內心話，自從我2005年4月北京反日遊行發生的第二天直播做客鳳凰全球連線以來，這次訪談是我心跳最快的一次訪談。
至於原因，一方面是我好久沒有說中文，另一方面還是與當今中國民間嚴峻的對日情緒有關。我只能很被動，這裡是人家的地盤，與與眾不同的言論環境結合在一起，我既不好為我國的官方立場做辯護，也不好談論貴國的特殊體制。中方博主探討，「加藤曾在文章裡提及過日本是法治國家，司法程式是獨立的，那麼，為什麼在24日這個時候釋放船長呢？不就是產生了法律之外的政治意圖嗎？」
據我觀察，中方本來也在等待日本檢方日將做出來的決定。多位政府官員、學者等都向我表示「出乎意料」。我也很驚訝，怎麼在24日下午這個時候閃電式地決定並公佈「法律判決」呢？沖繩那霸地方檢察官鈴木亨回答日本媒體採訪時表示，「相關程式都走過了，所以這個時候放了」。日本官房長官仙谷由人則回應說，「這是那霸檢方獨自的判斷」，並否認了政治的干涉，努力維護三權分立的正當性。
不過，鈴木檢察官也明確表示「考慮到中日關係的重要性」。對此，《朝日新聞》9月25日發表社論，標題是：「中國船長釋放：輕率的外交，迫不得已的政治判斷」，社論指出：「那霸檢方說，考慮到對日本國民及今後中日關係的影響，等於不是純粹的司法判斷，可以說是菅直人政權自上而下的政治判斷」。一位日本外務省官員向我透露，「那霸檢方曾向我省中國課諮詢過此輪判決對中日關係的影響」。
25日早上，日本各家媒體集體討論此輪尖閣諸島（釣魚台）風波的「結局」。《日本經濟新聞》社論的標題是：「毫無道理的船長釋放，調整外交政策迫在眉睫」，該報社論對於充滿「謎團」的檢方判決表示質疑，並強調必須強化日美同盟的功能和凝聚力，從日美安保同盟的角度維護日本的合法權益。《讀賣新聞》頭條新聞報導：「異例！檢方對外交的妥協？這是政治決斷麼？」自民黨人氣派政治家山本一太參議院政策審查委員長在25日上午作客TBS電視台則表示說，「這是前所未有的外交敗北」。
中國政府和老百姓正在從道義的角度強有力地宣揚「這是中國外交的偉大勝利」，同時主張必須堅持向日方施加壓力，持續性展開反制措施，要求日方道歉和賠償。菅政權則即將面臨來自媒體、民眾、在野黨等綜合性壓力，不得不保證透明性地解釋此次判斷的來龍去脈。我站在日本人的立場，認為中方怎麼總結、評估此輪尖閣諸島（釣魚台）風波並不重要，挑出對方毛病很簡單，人們往往也會這麼做，並忽視自己的責任在哪裡，反思在哪裡。但與中國打交道若干年的我比較清楚，人家有人家的國情與體制、成就與無奈，日本人對此說三道四毫無建設性，不如進一步觀察對方國情，瞭解自己的問題，當作一次學習的機會。
只有內閣總理大臣承擔解釋責任，這是非民主、非開放的。對整個1億2000萬多日本國民來說，這意味著必須全方位地檢驗這次抓人、逮捕、扣留、釋放等每一環節的背景是什麼，動機是什麼，並進行可解釋的評估。比如，日本高層一方面堅決主張我們是法治國家，依法治國，按部就班就是了，另一方面，卻出乎所有人意料，在24日宣佈因「中日關係重要」而釋放船長。憑什麼？
去年9月，民主黨奪取政權以來，其對外政策相當不穩定，戰略不明確。鳩山由紀夫在駐日美軍普天間機場問題上，破壞了日本對美政策的國內基礎以及同盟之間的基本信任，任職僅僅260天，便宣布辭職。重申「堅持不懈推進日美之間的安保協議」的菅直人，則在對華關係上碰了大釘子，在連盟國美國都不願意看到的中日糾紛中，表現得相當曖昧而缺乏公信力。民主黨奪取政權之前曾明確表示「不參拜靖國神社，不干涉中國內政」，並因此得到了中國全民的歡迎。迄今為止，中日兩國官民之間的這種信任似乎已經消失了。修復遭受大挫的中日關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位中國政府對外政策的智囊人士向我表示說，「2010年中國外交很糟糕」。
在尖閣諸島（釣魚台）風波暫告一段落之際，我提出以下三點思考：
首先，就像我三年前主張的那樣，中日之間必須儘快建立「中日突發事件管理委員會」。無論是領土問題、民生問題、企業糾紛還是民族感情，中日兩國之間發生嚴重損害國民感情基礎、政治互信的突發事件，是無處不在，無時不有。我們不害怕出事，兩國交流多了，摩擦必然會增多，與一對夫妻一樣。關鍵是，出了事之後，如何儘快暢通資訊，交換看法，尋找解決辦法，不可否認，今天中日之間缺乏溝通的管道和平台。我主張的委員會是由首相、官員、學者、媒體人、文化人、運動員、藝人等各界人士組成，總部分別在東京和北京，一旦出事，雙方立即召集成員，站在維護中日共同利益的立場進行討論，向決策者建言獻策，向大眾發出理性的聲音。
其次，中日必須認真吸取教訓，思考如何與具有不同體制和國情的鄰居打交道。這次風波，換個角度看，也是良好的案例，是一場高代價卻低成本的學習機會。中國人有必要瞭解，不是任何國家都能夠像貴國一樣，在緊急時刻控制一切不同聲音，以舉國體制，從高度政治化的角度處理外交事件的。三權分立、言論自由、政黨政治、學術獨立——這些才是世界政治發展的主流。中國人必須學會「和而不同」；日本人則有必要瞭解今天中國的真實面貌，不應該抱著陳舊的思維去理解中國今天的決策環境。中國的一位高官曾跟我說過，「加藤先生，請理解，我們也有我們的選民，必須給予交待，否則做不了執政黨」。我高度贊同此位高官的說法，中國的外交也時時刻刻承受著輿論的壓力，更重要的是，今天共產黨是執政黨，而不是革命黨。
最後，兩國民眾必須明白外交的本質。它需要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外交政策是相當微妙、脆弱、並迫切需要國內民眾理解與支援的領域。今天的大眾，包括日本民眾和中國民眾，都盲目要求本國外交部門徹底打敗對方國家，奪取一切可觸及的利益。外交官是孤獨的，外交部則被說成「賣國部」。我重申，對於當代外交政策來說，零和博弈式的談判是不可持續的。不管是東海油氣田共同開發談判，還是此輪尖閣諸島（釣魚台）風波的軟著陸過程，從利益分配的角度，假如甲方拿80%，乙方拿20%，這一談判極為不成功。兩者之間平等分配利害關係，50—50的外交談判才是可持續而成功的，才能對雙方的長遠利益帶來切實的好處。
觀望此時的中日輿論，兩國都從勝利或敗北二元對立的角度評估此輪風波。然而，如果兩國有識之士相信中日關係重要，需要向前看，往前走，堅持不懈地推進戰略互惠關係，那麼，我們就應該本著互相學習、共同進步的精神，盡可能地避免將來造成同樣惡性循環的局面。我們必須從這輪「沒有贏者的比賽」中認真地吸取教訓。
（本文刊登于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第三眼」2010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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