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凌晨,我從國外回到北京。這段時間我一直在澳洲雪梨,很遺憾,沒能現場觀察中日關係的風波,尤其是親眼目睹日從日本駐北京大使館走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的「反日」遊行隊伍。我也跟澳洲政府官員、媒體人、政策智囊等就共同關心的問題交換了意見,發現他們也格外關注中日關係的現狀與前景,並表示了擔憂,這頗為令人欣慰,讓我重新認識到,中日兩國的關係,其實還是全球格局中的中日關係。
昨天下午三點,我到鳳凰網做客,與中國博主一起探討了尖閣諸島(釣魚台)風波。做客之前,我聽到消息:日本地方檢方決定釋放中方船長,至於今後處罰與否,則有所保留。我們便抱著「此事件暫時告了一段落」的心情開始討論。說內心話,自從我2005年4月北京反日遊行發生的第二天直播做客鳳凰全球連線以來,這次訪談是我心跳最快的一次訪談。
至於原因,一方面是我好久沒有說中文,另一方面還是與當今中國民間嚴峻的對日情緒有關。我只能很被動,這裡是人家的地盤,與與眾不同的言論環境結合在一起,我既不好為我國的官方立場做辯護,也不好談論貴國的特殊體制。中方博主探討,「加藤曾在文章裡提及過日本是法治國家,司法程式是獨立的,那麼,為什麼在24日這個時候釋放船長呢?不就是產生了法律之外的政治意圖嗎?」
據我觀察,中方本來也在等待日本檢方日將做出來的決定。多位政府官員、學者等都向我表示「出乎意料」。我也很驚訝,怎麼在24日下午這個時候閃電式地決定並公佈「法律判決」呢?沖繩那霸地方檢察官鈴木亨回答日本媒體採訪時表示,「相關程式都走過了,所以這個時候放了」。日本官房長官仙谷由人則回應說,「這是那霸檢方獨自的判斷」,並否認了政治的干涉,努力維護三權分立的正當性。
不過,鈴木檢察官也明確表示「考慮到中日關係的重要性」。對此,《朝日新聞》9月25日發表社論,標題是:「中國船長釋放:輕率的外交,迫不得已的政治判斷」,社論指出:「那霸檢方說,考慮到對日本國民及今後中日關係的影響,等於不是純粹的司法判斷,可以說是菅直人政權自上而下的政治判斷」。一位日本外務省官員向我透露,「那霸檢方曾向我省中國課諮詢過此輪判決對中日關係的影響」。
25日早上,日本各家媒體集體討論此輪尖閣諸島(釣魚台)風波的「結局」。《日本經濟新聞》社論的標題是:「毫無道理的船長釋放,調整外交政策迫在眉睫」,該報社論對於充滿「謎團」的檢方判決表示質疑,並強調必須強化日美同盟的功能和凝聚力,從日美安保同盟的角度維護日本的合法權益。《讀賣新聞》頭條新聞報導:「異例!檢方對外交的妥協?這是政治決斷麼?」自民黨人氣派政治家山本一太參議院政策審查委員長在25日上午作客TBS電視台則表示說,「這是前所未有的外交敗北」。
中國政府和老百姓正在從道義的角度強有力地宣揚「這是中國外交的偉大勝利」,同時主張必須堅持向日方施加壓力,持續性展開反制措施,要求日方道歉和賠償。菅政權則即將面臨來自媒體、民眾、在野黨等綜合性壓力,不得不保證透明性地解釋此次判斷的來龍去脈。我站在日本人的立場,認為中方怎麼總結、評估此輪尖閣諸島(釣魚台)風波並不重要,挑出對方毛病很簡單,人們往往也會這麼做,並忽視自己的責任在哪裡,反思在哪裡。但與中國打交道若干年的我比較清楚,人家有人家的國情與體制、成就與無奈,日本人對此說三道四毫無建設性,不如進一步觀察對方國情,瞭解自己的問題,當作一次學習的機會。
只有內閣總理大臣承擔解釋責任,這是非民主、非開放的。對整個1億2000萬多日本國民來說,這意味著必須全方位地檢驗這次抓人、逮捕、扣留、釋放等每一環節的背景是什麼,動機是什麼,並進行可解釋的評估。比如,日本高層一方面堅決主張我們是法治國家,依法治國,按部就班就是了,另一方面,卻出乎所有人意料,在24日宣佈因「中日關係重要」而釋放船長。憑什麼?
去年9月,民主黨奪取政權以來,其對外政策相當不穩定,戰略不明確。鳩山由紀夫在駐日美軍普天間機場問題上,破壞了日本對美政策的國內基礎以及同盟之間的基本信任,任職僅僅260天,便宣布辭職。重申「堅持不懈推進日美之間的安保協議」的菅直人,則在對華關係上碰了大釘子,在連盟國美國都不願意看到的中日糾紛中,表現得相當曖昧而缺乏公信力。民主黨奪取政權之前曾明確表示「不參拜靖國神社,不干涉中國內政」,並因此得到了中國全民的歡迎。迄今為止,中日兩國官民之間的這種信任似乎已經消失了。修復遭受大挫的中日關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位中國政府對外政策的智囊人士向我表示說,「2010年中國外交很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