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嘉一

二○○八年的某一天晚上，正在北京大學就讀國際關係本科專業的我，在該校校園裡參加了一場「中台學生對話」。中方主要是北京大學的學生，台方包括台灣大學、台灣政治大學等學生，現場一共容納五十名學生左右。我似乎是唯一潛伏著的「外國人」。

台方學生入場後，中方學生熱烈掌聲表示歡迎。對於雙方來說，這種兩岸接觸是極為罕見而難得的。北大學生平時能夠直接跟在台灣生活的同齡人接觸的機會，應該很少很少，對台大等學生來說，當面瞭解北大學子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國家觀念等，無疑對未來自己實現「偉大事業」，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對我這個日本年輕人來說，兩岸之間能夠展開和平的對話是符合意願的。若這種青年對話能夠使得政治也好、經濟也好、社會也好、軍事也好、文化也好，這些局面發展為令雙方以及利益攸關方滿意的契機，那就再好也不過了。

台方學生表現得也很禮貌，我原來還擔憂雙方對話是否會出一些意外問題。看樣子沒什麼事情，我就放心旁觀著，等著台方代表的致辭。

台方代表站起來，氛圍很友好，他很有禮貌地向北大學子說：「大家好，謝謝大家熱情款待。這是我第一次訪問中國，來到北京大學，很高興⋯⋯」

下一瞬間，整個現場，尤其北大一側冷漠起來了。緊接著，有個北大學生站起來反駁說：「同學，你這個說法不妥當，你應該說『這是我第一次訪問中國大陸』。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你是中國人，不應該說第一次來到中國，請糾正政治態度。」

那位北大同學坐下來之後，整個現場更加冷漠起來，沉默了幾十秒。我的擔憂發生了，最擔心的是雙方男生情緒激動，甚至「打」起來。我就下決心主動去協商，行使「第三方」的權利，去協調兩岸之間的「政治摩擦」。

發言的中國學生正好是與我關係很好的學弟。我對著他說：「兄弟，你是明白的。那位來自台灣的同學沒有任何惡意，更不是故意挑釁你的。兩岸的年輕人所受到的教育不一樣，所面臨的社會不一樣，所陷入的輿論不一樣，所擁有的價值觀不一樣⋯⋯這一切都是正常的，你作為北大學子，連這麼簡單的道理和邏輯都不懂，別讓我失望了。現在我們展開的是民間的、青年的對話，別什麼都政治化。兩岸關係如此難建立，是有理由的。求同存異、和而不同是根本的交流態度。而且，你聽到剛才台灣學生的發言，從中可以引發你很多思考。你要做到的難道不是多傾聽對方、瞭解對方嗎？在這裡情緒化幹嘛。冷靜一下，把頭腦清晰一下。」

畢竟，平時在中國經常寫文章，發表評論的我強有力地去主張，那位同學似乎明白了自己的問題，整個現場也恢復正常，我用眼神跟北大方面的代表說：「沒事，很正常，繼續吧。」我也用眼神對台大學生說：「沒事，很正常，你繼續。」

我不知道，台灣讀者朋友們如何解讀這場小摩擦，認為很正常呢，還是很意外呢？表示接受呢，還是表示憤怒呢？

教科書是不能隨便出的

教科書問題，也是造成中日之間隔閡的一個大問題。教科書和普通書籍不一樣，普通圖書，由於出版自由，出版商出什麼都可以。在日本有很多類似於「我們要打敗中國」這樣的書，就像中國網路上憤青之間也會流傳「中國打敗美國」的書籍一樣，很自由，可以隨便得到出版。

但是教科書不一樣。飽受爭議的「扶桑出版社」出版的歷史教科書確實是主張美化侵略戰爭。這本教科書，對於當年歷史，就是日本侵略亞洲國家的那段歷史，寫得相對少一些。裡面說當年因為日本可以說是亞洲最強大的國家，就說日本解放亞洲。因為當時的日俄戰爭，是第一次東亞的國家戰勝西方大國，在這本教科書中就說，在我們走向擴張的過程中遇到一些問題。從盧溝橋事變開始，據我觀察，那些對日本不利的負面因素或多或少都被掩蓋了。

這樣的書，如果作為普通書籍，其刺激性應該說是很低的。在日本，「歪曲歷史的中國政府」；「對本國歷史一無所知的中國人」；「南京大屠殺存在嗎？」等挑釁性的書籍眾多。問題是教科書是需要通過文部科學省審批的，而當時這本「有問題」的教科書竟然在審批中被通過了。在日本，所有學校都有權利自主選擇教科書，而扶桑出版社出版的教科書之採用率不到○•一％。從這一數字能夠發現，日本的教育機構、學校以及老師們還是有一定的良知的，尤其在歷史、語文、道德等對孩子人格影響重大的科目上，盡可能避免煽動性、情緒化的內容。我只是希望，中國朋友們能夠把那些極端分子、對華盲目強硬分子和這些有良知的有識之士區別看待，對待。對於中國人的對日交往來說，爭取盡可能多的朋友，也是必不可少的。

而我本人希望做一個對歷史誠實的日本人。我堅決認為，那場「教科書事件」絕不是採用率百分之多少的問題，讓它審批通過本身，即嚴重損害我國的國家形象，也給即將面向社會和未來的孩子們帶來極為不良的影響，必定會損害國家利益。假如我是文部省負責人，我是不會通過這樣有問題的教科書的。

我曾在初中、高中階段使用的教科書裡有著關於「南京事件」和其他歷史的同樣描寫，只是沒有像中國孩子閱讀的「抗日戰爭史」那麼突出。畢竟立場不同，對歷史的描述自然而然也不同。我們日本人不得不承認歷史事實。不過有一點是難以避免的，每一個歷史老師的價值觀、觀點、歷史觀等都不一樣，政府讓所有學校使用審查過的教科書是一回事，使用教科書的歷史教師怎麼講課、講得多深又是另一回事。因為，政府不可能統一所有歷史教師的教學方法，每一個老師都保持自己的風格和方式，教育才能豐富多彩，其核心目的絕對不是簡單灌輸知識（這叫做「洗腦」），而是以能吸引學生好奇心和注意力的方式去引導學生思考問題。

在這一點上，日本的教育平台可能與中國有些差異。日本有一些老師特別「右」，有些特別「左」。我曾組織過東京大學和北京大學的學生互訪交流機制——《京論壇》。我專門安排讓兩校的學生參觀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和日本一所著名學校，並對老師和高中生進行採訪。讓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採訪日本高中老師和學生的中國大學生很驚訝，日本每個歷史老師觀念都如此不一樣。有一個女生跟我分享感想：「在這所高中，所有老師用的教科書都是一樣的，但每一位老師之間的教學方法卻截然不同。有的老師很重視教科書的作用，有的不怎麼用，完全以講故事的方式與學生聊歷史，我覺得這個很有趣。另外，每一個歷史老師對歷史的觀念、理解和立場不同，就跟中國的關係而言，有的老師特別熱愛中國古代史，在講解世界歷史的時候，絕大多數都在講中國史。有的老師特別喜歡中國，就是日本人所說的『和平幫』吧，他們對當年侵華戰爭的態度甚至比我們中國人還過分。當然也有『偏右』、『極右』的老師，他們也承認日本侵略了中國，但講到侵略理由的時候，卻站在正義感的角度去模糊地把侵略行為正當化。對此，我有些困惑，也反感，畢竟是與我們的長輩有關的事情。不過，冷靜下來思考，每一個人對任何一段歷史的看法和立場不同，也是天經地義的。我們不是機器，而是會思考的人。不同的思考肯定產生不同的觀念和立場」。

理解歷史的視角不同是再正常不過的

靖國神社和「愛國主義」

靖國神社建於一八六九年八月六日（明治二年六月二十九日），原稱「東京招魂社」，以紀念在明治維新時期，日本內戰戊辰戰爭中為恢復明治天皇權力而犧牲的軍人。一八七九年（明治十二年），東京招魂社改名為靖國神社；「靖國」來自《左傳•僖二十三年》「吾以靖國也」，意為使國家安定。靖國神社在明治維新後是供奉為日本戰死的軍人，包括甲午戰爭（一八九四至隔年）、日俄戰爭（一九○四至隔年）、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因此，日本全國神社都由內務省管理，唯獨靖國神社是由軍方管理。現時存放著接近兩百五十萬名為日本戰死者的靈位，其中有兩百一十萬死於二戰，包括十四名二戰甲級戰犯和約兩千名乙、丙級戰犯的牌位。日本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戰敗後，因為日本的戰後和平憲法第九條說明要分開政府和宗教，靖國神社選擇了變成一個非政府旗下的宗教機構。

這樣的靖國神社裡，供奉的絕大多數都是殺人犯，絕大多數都是軍人。在外國人看來，參拜靖國神社會對國民造成潛意識裡很不好的東西：為國家殺人就是對的，就變成對於愛國賊的肯定。

但是在日本神道裡面，無論生前做了好事還是壞事，人一旦死了，都變成平等的英靈，這是日本神道最基本的教義。

靖國神社和日本的愛國主義、愛國氛圍，甚至大量「愛國賊」的出現，是密不可分的。談愛國和國家似乎是很忌諱的，很少談國家，日本的「國家主義」和中文的意思有所不同，在日本，「國家主義」是貶義的，因為國家主義讓國民聯想起二戰前的煽動輿論、陷入失控、發動戰爭。如果國家萬歲，那麼人民的權利呢？這個時候我們老百姓是沒有辦法發出聲音的。如果國家第一，那我們老百姓呢？雖然國家和人民沒有必要二元化看待，但是在日本，有很多人很忌諱「國家」，盡量避免去談，而去談人權。這是二戰的教訓，很多人依然認為老百姓的利益被政府拿走了，政府騙了人民，所以不談國家主義，很多所謂的知識分子也是很警惕愛國或國家主義。

至於民族主義，由於日本民族比較單一，國家和民族互換，問題不大。而中國五十六個民族，國家和民族就不好互換，一互換，五十六個民族都說你到底講哪個民族。

在中國，更多講的是民族團結，更多是為了國內的穩定或統治，日本沒有必要談民族，基本上是單一性的國家。為什麼要談民族主義，談民族主義意味著你的愛國，自然就會變成排他性的了，日本的領導人沒有必要為國家的穩定而利用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可想而知，有時政治家也會為了鞏固權利基礎而煽動民族主義。

神道頂多是一個信仰，它絕對不是宗教，因為靖國神社地位特殊。無數個神社，到處都有。

為什麼叫靖國神社？因為它供奉的是軍人，這個名字也符合它的定位。

「愛國賊」數量龐大，就潛伏在你我周遭

推薦人

南方朔 作家‧評論家
胡幼偉 台師大大傳所教授
胡忠信 歷史學者
陳芳明 政大台文所所長
游勝冠 成大台文系副教授
楊渡 中華文化總會祕書長
趙少康 中廣董事長

「賣國賊」一詞大家聽得應該很熟悉，並不陌生。大部分中國人一提到汪精衛就想到「賣國賊」，還有一些所謂「間諜」，就是把祖國的國家機密出賣給另外一個國家，並獲取金錢或其他利益的人，有些間諜還以權謀私，無疑也屬於「賣國賊」。有些中國人還把李鴻章（面對中日甲午戰爭後的《馬關條約》、被日方談判負責人伊藤博文要求賠償、割讓台灣）視為「賣國賊」，雖然，國內外不少人士認為李鴻章才是真正的愛國主義者。總之，對於「賣國賊」的解釋可以有爭論、沒有一個定論，但最簡潔的定義應該是「為賣國而賣國的人」叫做「賣國賊」，換句話說是「主觀上的賣國主義者」。我個人認為，李鴻章是否是「賣國賊」，不能輕易下結論，至少需要討論。他的行為從某個角度客觀看，毋庸置疑是「賣國行為」，但他的初衷是什麼？他面臨甲午戰爭後的條約談判的目的，是基於以權謀私賣國嗎？如果不是李鴻章，其他的談判高手，中國就能避免當年的可恥後果，台灣始終屬於自己的嗎？唯一真理是，對於歷史，不能說「如果」。 

「愛國賊」一詞，我相信，大多數人略感陌生。我試圖在這裡給一個明確的解讀。 

「愛國賊」是「為愛國而賣國的人」，換句話說，是「客觀上的賣國主義者」。「賣國賊」和「愛國賊」的相同點是其言行的實際結果——損害國家利益；而不同點則是其言行的主觀出發點——賣國還是愛國？理所當然，「賣國賊」比「愛國賊」更加惡劣，畢竟是主動企圖出賣祖國、背叛祖國的同胞，其惡劣是較高限度的，必須承擔最高限度的懲罰。但不管賣國賊的行徑有多麼惡劣，它是少數。這是事實。在一個國家裡面，絕大多數人不是「賣國賊」。與此相比，根據我的觀點，站在歷史的高度、現實的深度以及未來的長遠角度來看，自以為是個愛國主義者，卻成為實際客觀上的賣國主義者的人——「愛國賊」的數量不少，規模不小。這是事實。比如說，大家很熟悉的、為表示愛國而提出的重要口號武器——「愛國無罪」，可能造成「愛國賊」後果的非主觀目的的客觀蔓延。 

愛國也好，賣國也罷，談論「賊」的問題，首先要盡可能弄清一個概念——國家利益。因為，賣國賊也好，愛國賊也罷，他們出賣的或者損害的是所謂「國家利益」。到底什麼是國家利益？它至少是廣泛而深刻的概念，沒有一個定論，是動態中的、變化中的、發展中的概念。盡可能簡潔、細心解讀國家利益，有利於我們討論愛國賊是什麼，賣國賊又是什麼。根據利益的領域而言，有政治利益、經濟利益、外交利益、軍事利益、文化利益等；根據利益的主體而言，有政府利益、政黨利益、軍方利益、企業利益、社會利益、個人利益等；根據利益的程度而言，有核心利益、絕對利益、重要利益、次要利益、相對利益、局部利益、普通利益等；根據利益的性質而言，有直接利益、間接利益、形象利益、尊嚴利益等。總之，國家利益絕不是一概而論的，而是「可讀性」很強的概念。那麼，「賊」們出賣的利益也是多樣化的，絕不是一個方面的利益。 

大家弄清愛國賊和賣國賊的區別了嗎？我相信，任何國家都有過，有著或者會有那些「賊」。在這裡，我簡單梳理一下：「賊」到底是什麼玩意兒？光從詞典上的定義看，「賊」也有幾種意味——偷東西的人；對人民有危害的人；邪的、不正派的人等。據我解讀，不管是主觀上的初衷還是客觀上的結果，「賊」言行上至少有著三種特徵——欺騙性、邪惡性、破壞性。 

接下來，我集中討論一下本書的主題——愛國賊。關於可能出現「愛國賊」行為的角色，應該說是「五花八門」：政客、記者、作家、學者、明星、藝人、軍人、運動員、官員、精英分子、知識分子、大學生、中學生、小學生、退休人員、企事業單位從業者、政府機構從業者、普通老百姓、甚至乞丐，都有可能成為「愛國賊」，而且，絕大多數的「愛國賊」，根本沒有意識到或不知道自己是個「愛國賊」。這點很關鍵，也確實很麻煩，是「愛國賊」氾濫、蔓延，卻難以控制的根本原因。這是我的基本論點。 

請大家聽聽一個故事。那場親歷正是讓我人生中第一次思考到底什麼是「愛國賊」。 

二○○五年四月九日上午八點，北京中關村海龍大廈。大概幾百人集中在大廈門口前的廣場，拿著橫幅，喊著口號：「反對日本入常」、「反對右翼教科書，竄改歷史」；「打倒日本軍國主義」、「反對小泉參拜靖國神社」、「抵制日貨！」等。就這樣，被政府稱為「涉日遊行」，民間稱為「反日遊行」的事件爆發了。此前，日本駐華使館已經得到了這一消息，並提前幾天在官方網站公布，向駐華日本人勸告「注意安全」。我瞭解此事比使館更早，當天早上北大校園也充滿著「抗日氣氛」，團委的老師和學生們輪流值班，二十四小時監控，刪除在北大B‌B‌S裡過激言論。那段時期，我在北京明顯感覺到中國媒體加強批評日本的報導，比如說，針對日本某些企業支持所謂「右翼教科書」的編輯、出版的指責等，導致中國人對日本的情緒逐漸惡化。再加上，二○○五年是日本正在試圖加入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重要時刻，美國和日本通過「二加二」政策，也正在加強對台灣的影響等，所以中日政治、外交關係本身處於微妙而敏感的時期。反日遊行是在這樣的形勢下發生的，不是突然性的，而是累積下來的種種「不安要素」爆發出來的結果。我當時擔任北京大學日本留學生會的會長，有責任維護日本學生的「人身安全」，就盡可能與日本駐華使館的官員溝通資訊，向在北大留學的兩百多個日本留學生傳達有關遊行的消息，呼籲他們「請各位當天千萬不要去現場」。而我本人卻把它當作觀察、分析中國人有關情緒的難得機會，就想親身體驗這一系列過程，早上七點半，我提前到達了現場。 

在現場碰到了幾個熟悉的日本駐華記者，他們對抗議者進行採訪。據我觀察，在現場有三種角色：活動組織者、活動參與者以及公安人員。剛開始，三者配合得很好，五到七個組織者和公安之間保持溝通，引導示威遊行隊伍。隊伍從海龍開始，往西走，到了蘇州街向北，中途攻擊了位於蘇州街路東的日本餐廳「吉野家」。隊伍過海淀橋，沿著北大走。我跟著隊伍。在北大西南門，許多北大學生從宿舍裡頭大聲喊、拍手、支持遊行：「中國加油！」「愛國無罪！」「打倒日本！」在北大西側門，突然間，一輛日產小轎車被抗議者包圍，示威者敲打車窗、車燈，試圖打碎窗鎖。裡面有一位三十歲左右的中國女性顯得相當害怕。此時警察終於開始行動，阻止抗議者不良行為。過了一會兒，這位女士終於「解放」，往北大校園方向逃走了。此次突發包圍事件導致抗議者與警察之間發生了衝突，一批人為了釋放自己的情緒和不滿，開始紛紛大聲喊：「日本大使館，去日本大使館吧！」緊接著，遊行隊伍開始向二十多公里外，位於建國門日壇路的日本大使館行進。我依然跟著，並與日本駐華使館領事部的部長緊密保持聯繫，傳達現場動態，面對著前所未有的危機，大使館的人員著急起來。遊行隊伍越往大使館行走，其規模越擴大，從剛開始的幾百人擴大到幾千人，從剛開始的大學生為主擴大到各種人員，呼喊口號也從剛開始的普通話為主發展到各種各樣的地方方言。示威遊行隊伍終於到達日本大使館，就開始出現了向使館建築投石頭、雞蛋、垃圾等行為，有的還去日本餐廳，形勢變得越來越亂。期間，現場的警察並沒有阻止一些人的不良行為，只是旁觀著，示威者給出的理由是「愛國無罪」……一週後的四月十六日上午，反日遊行在上海發生，規模達到了十萬人，日本駐上海領事館徹底被圍堵，同樣遭到這樣那樣的攻擊，有的還燒了日本國旗。示威者給出的理由還是「愛國無罪」…… 

日本駐京記者把這一系列的過程都拍攝下來，並在接下來的幾天內，不斷重播有些人打砸日本使館和日本餐廳的鏡頭。日本社會一下變成「反華」社會，老百姓產生了「中國人不文明」、「中華民族不像話」等感覺。日本媒體除了N‌H‌K電視台之外，都是私營的，所以從商業角度出發，把那些反日行為全方位地利用起來，刺激日本人的民族情緒。攻擊日本使館的「反日中國人」充滿「民族主義」，看到那些鏡頭的「反華日本人」也充滿「民族主義」，這種「民族主義」體現的，無非就是作用和反作用之間的惡性循環。那段時間，中國的一些網站也充滿反日情緒，廣大的「網友」也用赤裸裸的語言痛罵了「日本」，有的說：「中國政府千萬不要道歉，責任都在日方，他媽的日本人就是不反省歷史，小泉純一郎不是人，是罪犯！」日本的一些網站同樣如此，所謂「網路右翼」徹底把中國看作「不正常的國家」，說「反日遊行是共產黨引導的，是一次國家犯罪」，有的把中國人看作「流氓」，說「共產主義的孩子就是那樣，不懂得規則，真丟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