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八年的某一天晚上，正在北京大學就讀國際關係本科專業的我，在該校校園裡參加了一場「中台學生對話」。中方主要是北京大學的學生，台方包括台灣大學、台灣政治大學等學生，現場一共容納五十名學生左右。我似乎是唯一潛伏著的「外國人」。
台方學生入場後，中方學生熱烈掌聲表示歡迎。對於雙方來說，這種兩岸接觸是極為罕見而難得的。北大學生平時能夠直接跟在台灣生活的同齡人接觸的機會，應該很少很少，對台大等學生來說，當面瞭解北大學子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國家觀念等，無疑對未來自己實現「偉大事業」，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對我這個日本年輕人來說，兩岸之間能夠展開和平的對話是符合意願的。若這種青年對話能夠使得政治也好、經濟也好、社會也好、軍事也好、文化也好，這些局面發展為令雙方以及利益攸關方滿意的契機，那就再好也不過了。
台方學生表現得也很禮貌，我原來還擔憂雙方對話是否會出一些意外問題。看樣子沒什麼事情，我就放心旁觀著，等著台方代表的致辭。
台方代表站起來，氛圍很友好，他很有禮貌地向北大學子說：「大家好，謝謝大家熱情款待。這是我第一次訪問中國，來到北京大學，很高興⋯⋯」
下一瞬間，整個現場，尤其北大一側冷漠起來了。緊接著，有個北大學生站起來反駁說：「同學，你這個說法不妥當，你應該說『這是我第一次訪問中國大陸』。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你是中國人，不應該說第一次來到中國，請糾正政治態度。」
那位北大同學坐下來之後，整個現場更加冷漠起來，沉默了幾十秒。我的擔憂發生了，最擔心的是雙方男生情緒激動，甚至「打」起來。我就下決心主動去協商，行使「第三方」的權利，去協調兩岸之間的「政治摩擦」。
發言的中國學生正好是與我關係很好的學弟。我對著他說：「兄弟，你是明白的。那位來自台灣的同學沒有任何惡意，更不是故意挑釁你的。兩岸的年輕人所受到的教育不一樣，所面臨的社會不一樣，所陷入的輿論不一樣，所擁有的價值觀不一樣⋯⋯這一切都是正常的，你作為北大學子，連這麼簡單的道理和邏輯都不懂，別讓我失望了。現在我們展開的是民間的、青年的對話，別什麼都政治化。兩岸關係如此難建立，是有理由的。求同存異、和而不同是根本的交流態度。而且，你聽到剛才台灣學生的發言，從中可以引發你很多思考。你要做到的難道不是多傾聽對方、瞭解對方嗎？在這裡情緒化幹嘛。冷靜一下，把頭腦清晰一下。」
畢竟，平時在中國經常寫文章，發表評論的我強有力地去主張，那位同學似乎明白了自己的問題，整個現場也恢復正常，我用眼神跟北大方面的代表說：「沒事，很正常，繼續吧。」我也用眼神對台大學生說：「沒事，很正常，你繼續。」
我不知道，台灣讀者朋友們如何解讀這場小摩擦，認為很正常呢，還是很意外呢？表示接受呢，還是表示憤怒呢？
我到寫此文的二○一一年四月二十八日為止，還沒去過台灣。日本人去台灣太容易了，距離也很近，聽同胞們說，台灣社會對日本人的接受程度很高，所以才耽誤到現在，原因恰恰是太容易，隨時都可以過去。我有不少台灣的朋友，跟絕大多數日本人一樣，對台灣的印象一向良好。雖然自從一九七二年日本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現了邦交正常化以後，日台之間不得不放棄外交關係，但民間交流始終是存在的、展開的、繁榮的。
很多台灣朋友也每年到日本旅遊。根據日本觀光局的統計，二○一○年，一共一百二十七萬的台灣人到日本旅遊，排名第三位（第一為韓國的兩百四十四萬；第二為中國的一百四十一萬；第四為美國的七十三萬）。我在日本認識的台灣朋友，他們非常努力學習日語，是所有外國人裡面最棒的，日本國民都很敬佩台灣人，並對台灣表示友好和歡迎。
我相信，這本書在台灣得到出版前後，我能第一次訪問台灣，現在就期待著。
曾有不少台灣年輕一代的朋友向我透露，他們作為「台灣人」的內心矛盾。有一次，記得是二○○九年的夏天，正在北大留學的女生，在北大外國留學生宿舍勺園門口跟我聊天時說：「我們台灣人很尷尬，由於國家定位上很複雜，許多國家只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不承認中華民國。所以，不管在政府還是國際社會上尋找成長的平台，都很困難。比如，我很想去聯合國工作，做跟國際事務相關的，但台灣已經被迫退出聯合國，我這個台灣人就很尷尬，不好處理事情，也很難打開出路。」
我在本書的其他篇章裡談到了「精英」的問題。
我認為，「精英」應該兼備潛能和公共意識的雙重本能，否則無法成為引導整個社會發展的骨幹人物。我平時在自己所在的北京大學，或中國的文壇上經常批評：「當今北大人的潛能是世界一流的，知識面很廣，外語和溝通能力很強，很勤奮，從這些點看，中國人值得對未來保持謹慎的樂觀。然而，北大學子卻嚴重缺乏從社會需求定位自己的公共意識，大家盲目崇洋媚外，功利主義、實用主義、甚至犬儒主義，只是從個人的職業發展的角度去嘲笑社會。從這些點看，中國人值得對未來保持積極的悲觀。」
相較之下，由於客觀環境所造成，或者，自己面臨到錯綜複雜而令人尷尬的環境，包括我曾接觸過的台大學子，包括在北大留學的台灣學生們的「公共意識」，反而很濃厚，時時刻刻從國際形勢、社會關係等公共角度去尋找自己、定位自己、發現自己。我在跟部分台灣青年一代的精英交流的過程中，發自內心地感覺到，一個人在艱難的環境下長大，他對公民社會的觀察力和參與度，反而得到強化和深化。當然，我畢竟沒有去過台灣，許多現象根本不熟悉、不瞭解，或許，台灣也有極端個人化、功利化的年輕人，但這也正常。我在這裡討論的是「在我眼中的台灣青年精英」。他們的知識面、外語能力、溝通能力等，在我看來也很優秀，一點都不比所謂國際名牌學校的學子們差。台灣走到今天真的很不容易，雖然本人無法站在台灣人的立場去感受其痛苦和無奈，但我在這裡願意向台灣的讀者朋友們贈送一句我很喜歡的話：「困難是前進的動力，而不是逃避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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