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日本「農三代」，在伊豆半島的小農村出生，從三歲開始跟著爺爺和爸爸種地，沒玩過電子遊戲。周圍都是竹山，從天亮到天黑，我一直在太陽下面活動著，度過了美好的童年時光。離開農村十多年，回過頭看，日本農民的幸福指數是很高的，過著安寧、平和的日子。
當然越是農村，公共交通和基礎設施越欠發達，這是世界共通的現象，不是特殊的問題。我家鄉只有一個小小的火車站和幾條公交線路，沒有輕軌，更沒有地鐵。道路倒是基本健全，不管是一般道路還是農道，去哪裡都有路，不會徒步翻山。
正因如此，日本每個農民家庭裡至少有一輛車，把農業專用的車加起來超過3輛相當普遍，公共交通不發達嘛，只能開車。在東京等大城市裡，開車的人反而不多，價格便宜的公共交通相當發達，沒必要開車浪費時間和金錢。
在日本農村，每一個地方都有與自民黨有關係的「農協」，農民與這一組織協調，確保銷售農產品的管道，政府也給予補貼。憑我感覺，農民的現金收入達到城市居民收入的60-80%，有的更高。但農村人家有糧食，農村生活的開支又很少，況且，其醫療、養老等保險條件是與城市居民相當的。日本農民在國人普遍對國家糧食危機抱有擔憂的形勢下過著有尊嚴的曰子。
最近，「入園難，難於考公務員；入園貴，貴過大學收費」的標題吸引了我的眼球。中國學前教育的資源稀缺和現實需求之間的鴻溝，已經到了史無前例的地步。在北京，包括80後在內的中國朋友經常向我抱怨，送孩子入幼稚園特別困難，孩子一生下來就要報名，排隊一兩年才能確保孩子進到「勉強能接受」的幼稚園。公辦幼稚園，尤其是好的公辦幼稚園自不必說，沒有特殊關係和管道，根本不可能把孩子送入園。就算民辦幼稚園，門檻也挺高，學費相當貴。前幾天，我與北京的資深幼稚教育人士深聊，瞭解到北京民辦幼稚園的月學費至少1000元（人民幣，下同），而且幾乎沒有上限，2000、3000、5000……入園時還需要交至少一萬元贊助費。我問，「月薪加起來一萬元的夫妻敢為孩子的幼稚教育付多少錢？」專家回答說，「他們迫切需要把孩子送到幼稚園，寧願付出一半以上的薪水。」
對於那些在大城市「蝸居」的年輕夫妻來說，貴絕不是個問題，無論多貴，都要想方設法把孩子「扔」出去。在當今中國城市生活壓力和成本空前高漲的形勢下，很少有夫妻能光靠男人的經濟實力養活家庭，也很少有女性能夠接受傳統日本女性似的「家庭主婦」角色，父母灌輸的傳統價值觀一般又不允許子女不要孩子。年輕夫妻明明知道在城市生活、養育孩子是一大困難，卻無法回避這一兩難的困局，剩下唯一可取的選擇就是儘早把孩子「托」給幼稚園。
除了中國大城市嚴重缺乏學前教育資源的「量」之外，更加迫在眉睫的是其「質」。我聽到過一種說法：「中國的幼稚園教小學的課程，小學教中學的課程，中學教大學的課程，大學重新學習幼稚園的東西。比如，對人講禮貌，誠實，守信……」在我看來，中國的基礎教育是很成功的。中國的中學生知識面很廣，思辨能力超強，外語運用能力令人驚訝，還具有國際視野，進入大學之前，該具備的知識和能力基本都滿足了。而中國的高等教育還在探索中，不算成功，許多學生帶著基礎教育階段的姿態面對大學生活，或過早地接觸社會，比如大一就開始找實習，搜索就業資訊等，不好好享受人生中唯一自由自在的青春時光。
已經開始走向社會的我的同齡人——80後正在遇到這樣那樣的問題，天天在媒體上飽受爭議。不少在華日本企業的老闆曾向我表述同樣的困惑：「年輕員工學習能力強，迅速明白原理，但缺乏禮儀和誠信，不懂怎麼對待上司和客戶，心態混亂，非常功利。」
浮躁、迷茫、功利、抑鬱……所謂「80後問題」，其根本原因幾乎都歸結於如何做人，而不在於如何做事。而做人的素質和修養只能在學前教育階段培養。可今天中國的學前教育跟基礎教育沒什麼兩樣，教師和家長都急於向孩子灌輸知識，書法、外語、鋼琴、數學……急功近利，覺得學東西越早越好，試圖讓自己的孩子提前完備所有知識面，並把它視為「成功」的唯一途徑。
前幾天回日本，參加了有關日中關係的討論。日本有識之士習慣於拿出「國民感情」的良好與惡劣來評估日中關係。許多學者現場問我「加藤君，中國百姓對日本持有什麼樣的感情，我們還是比較清楚的。不明白的是，他們究竟靠什麼途徑表達情緒的？」
這個問題提得不錯。我回答說「許多日本認為中國百姓徹底沉默，言論被當局壓制，沒有表達個人意見的空間。這幾年發生了重大變化，他們正在快速取得網路這一新的話語權」。入口網站的論壇、互動社區、校內網、微博……網際網路早就成為我瞭解中國輿論的必經之道。老百姓在政治生活中的真實感受在那裡。我向祖國前輩們反復強調，「瞭解中國，必須上網」。
有人站起來反駁說，「說『話語權』太誇張了吧。網路語言是虛擬的，網友只是發洩生活上的不滿情緒而已，實際上也不需要對自己的語言負責任的。決策者不會在乎的。」在日本，不管它是真實還是虛擬，網路語言對政府的決策來說是毫無影響力和作用的。日本百姓只關注個人生活，日益淡化對政治的關注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若對政治社會有何意見，他們就在看得見，摸得著的公共場合加以表達，比如，投票，上街，集會。
我接著反問，「那為什麼胡錦濤、溫家寶等領導人要上《人民網》、《新華網》等安撫老百姓，鼓勵他們要有信心呢？」不管它是真實還是虛擬，當代中國的言論改革正處於逐步開放、多樣的過渡階段裡，網路對普通老百姓來說正在形成唯一的表達空間，難能可貴，政府也認真傾聽他們的心聲。
昨天凌晨，我從國外回到北京。這段時間我一直在澳洲雪梨，很遺憾，沒能現場觀察中日關係的風波，尤其是親眼目睹日從日本駐北京大使館走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的「反日」遊行隊伍。我也跟澳洲政府官員、媒體人、政策智囊等就共同關心的問題交換了意見，發現他們也格外關注中日關係的現狀與前景，並表示了擔憂，這頗為令人欣慰，讓我重新認識到，中日兩國的關係，其實還是全球格局中的中日關係。
昨天下午三點，我到鳳凰網做客，與中國博主一起探討了尖閣諸島（釣魚台）風波。做客之前，我聽到消息：日本地方檢方決定釋放中方船長，至於今後處罰與否，則有所保留。我們便抱著「此事件暫時告了一段落」的心情開始討論。說內心話，自從我2005年4月北京反日遊行發生的第二天直播做客鳳凰全球連線以來，這次訪談是我心跳最快的一次訪談。
至於原因，一方面是我好久沒有說中文，另一方面還是與當今中國民間嚴峻的對日情緒有關。我只能很被動，這裡是人家的地盤，與與眾不同的言論環境結合在一起，我既不好為我國的官方立場做辯護，也不好談論貴國的特殊體制。中方博主探討，「加藤曾在文章裡提及過日本是法治國家，司法程式是獨立的，那麼，為什麼在24日這個時候釋放船長呢？不就是產生了法律之外的政治意圖嗎？」
據我觀察，中方本來也在等待日本檢方日將做出來的決定。多位政府官員、學者等都向我表示「出乎意料」。我也很驚訝，怎麼在24日下午這個時候閃電式地決定並公佈「法律判決」呢？沖繩那霸地方檢察官鈴木亨回答日本媒體採訪時表示，「相關程式都走過了，所以這個時候放了」。日本官房長官仙谷由人則回應說，「這是那霸檢方獨自的判斷」，並否認了政治的干涉，努力維護三權分立的正當性。
9月中旬我在海外待了10天，不在北京的這段時間，《環球時報》編輯告訴我說，「在你離開的這幾天，北京大堵車，超級無敵堵。一個是節前，好多人送禮，外地車多。另外就是開學了，很多家長要接送孩子」。這些現象，我畢竟在北京這座行走成本居高不下的大城市待了7年，不難理解。編輯接著說，「中國的學校硬體不差，但是居然都沒有校車」，並希望我從「中國為何沒有校車文化」的角度寫一篇文章。
我立即反應，「有沒有校車文化與北京大堵車無關」。
據編輯介紹，中國的城市從幼稚園到大學，都沒有校車文化。但日本除了部分幼稚園有，小學、初中、高中直到大學也是沒有校車文化的。日本的學校從幼稚園到大學，都由公立（國立）和私立組成。公立學校根據全國各地政府所制定的行政劃分進行分佈。比如，若小學和初中，住在A區的孩子只能去B學校；高中稍微寬鬆一些，C學校從D、E、F區招生；大學就變得很自由，任何地方的人都可以申請任何地方的國立大學。私立學校就徹底無所謂了，只要考得上，交得起學費，任何人都可以去任何學校。
無論是公立還是私立，日本學校都不具備校車功能。還是舉自己的例子吧，我從小種地，沒上幼稚園，就從小學說起。小學是集體上學，都由六年級的學生帶上每一個區域的孩子，一般都是10-20個人左右，每天早上定個時間，排成一隊，往學校徒步過去，單程10公里左右。不過，我小學是在鄉下上的，在鄉下來回20公里屬於平均，但在城市的話，平均大概來回5-10公里。
廣州亞運會閉幕了，中國獲得了199枚金牌，這是驚人的數字。從北京奧運到廣州亞運，在2008年到2010年國家大事密集期，中國用體育這一最能刺激人心的草根政治宣揚了「中華復興」，使民眾增強信心。在我看來，中國體育的復興應暫時告一段落，邁向更高的發展階段。
體育究竟是什麼？至少包括兩層含義：一個是職業或專業化的體育；另一個是非職業、非專業的體育。從人口來講，前者是極少數，後者是大多數；從動機來講，前者是謀生的手段，後者是享受的樂趣；從影響力來講，前者是提升國家榮譽的，後者是提升全民健康的。兩者對國家的可持續發展來說，缺一不可。
我印象中，中國人一般把體育看作尋找出路、提升名譽、改變命運的手段。大部分從業者從小就當運動員，進入體校，面臨人生選擇。我一個朋友從小游泳很好，被體校邀請當運動員，但她很想學習，只好放棄游泳，選擇了學習。另一個朋友從小打乒乓球，學習很優秀，上中學時面臨選擇，要麼打球，要麼學習，她選擇了乒乓球，進入國家隊，保持拿奧運獎牌的水準，但對於學習這條路，只能留下遺憾。
我在日本上中學是以「體育特長生」身份被錄取的。普通學生一般8點半上學，中午12點到1點半午休，5點鐘放學回家。而我早上7點鐘到學校早訓，上課，中午吃完飯做力量，5點放學之後繼續訓練，大概9點多回家，訓練用的是業餘時間。有集訓或比賽的話，可以請假，學校也許可，但回來後一定要補課。應考條件完全一樣，如果考不好，就畢不了業了。所以，對於任何一名日本青少年運動員包括奧運冠軍來說，學習第一，訓練第二。按照校規，成績不好、行為不良的運動員不能參加任何地區和全國大賽。
日本人相信「文武兩道」對一個人的成長最為重要，把學校的學習和業餘的訓練兼顧好，大部分國家隊隊員都是這樣走出來的。他們退役後也可以在經濟、媒體、金融、政治、文化等行業，成為最傑出的一群。我17歲時因受傷而退役，但學習還比較認真，退役卻有退路，至少有文字寫。而許多中國「同行」退役後別無選擇，只能當體育教師，有的甚至還去賣肉、搓澡。
最近聞名全球的「維基解密」網站（Wikileaks）的創始人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於12月6日在倫敦被員警逮捕。不過，這家由他開創的專門公布秘密文件的網站並沒有因為這件事而畫上句號。網站的發言人已經表示，未來還將繼續他們的解密事業，公布25萬份更加敏感的秘密文件。
維基解密本來與中國很有緣分。2007年它剛出現的時候，曾宣稱自己是一個由境外的中國異議人士及其同情者建立的組織，主要的工作為使中國透明化。從這一點來說，它與世界上數不勝數的致力於在發展中國家推進民主和透明化的非政府組織並無不同。
幾年過去了，維基解密沒有公布中國的資訊，卻把美國當成了工作對象。目前維基解密已經公布了幾十萬份美國政府文件，包括伊拉克和阿富汗前線的真相、美國外交文件、反恐戰爭的有關情況等。這種頗具諷刺性的局面給美國人出了一個相當大的難題。
毫無疑問，維基解密的行動是美國政府無法接受的。他們公布的機密文件不僅數量眾多，而且每一份文件都經過了嚴格的審查，保證確實是來自官方網路，而且內容未經過修改。儘管有許多分析家推測，這些文件中肯定包括了美國情報部門故意釋放的干擾性情報。
12月5日，我在日本朝日電視台做客「今日世界」特別節目時，介紹了「今日中國的頭條新聞」——今天是中國的國考日，全國共有141萬考生參與，平均競爭比達到88： 1，最熱崗位國家能源局達到4961：1。日本人對此感到很驚訝：「中國年輕人面臨的社會壓力原來這麼大！」
「國家公務員考試」對日本人來說毫不陌生。它是精英聚匯的神聖場所。對於日本最高學府東京大學的法學部畢業生來說，「當國家公務員，進中央省廳」意味著人生成功，獲得進入「贏者圈」的資格。這一基本結構近100年以來沒有變化。近兩年，人事院實施「再挑戰考試」，試圖把30到40歲的下崗人士安排在員警官或地方機關，競爭比例為99：1。
隨著社會的進步，日本的「官」越來越不好當了。我回日本想跟在政府部門工作的朋友見面是很困難的，他們經常不分晝夜地工作，往往連正常睡眠時間都無法保證。相對來說，當官的人是在日本社會最聰明、最有責任感，也是最有壓力的群體。
他們還是最大弱勢群體，不僅一舉一動都要遭到媒體批判性報導，而且一旦出了什麼問題，責任往往全部被歸結於官員，他們必須一邊承受工資有可能被降低的現實，一邊扮演全社會最廉潔的健康形象。近年來，日本公務員跳槽、自殺、過勞死、得抑鬱症等情況特別多，令人深思。
公務員的職業特徵是世界共通的：穩定、福利、榮譽、權力。即使沒有很高的工資，太多的自由，也希望能夠獻身給國家社會，從而得到相對較高的社會地位和榮譽感。至於個別官員以權謀私等情況，就是制度問題了。
「北大學生怎麼樣？」
「很能幹，有激情。很積極，很認真。」
「還有呢？」
「英語很好。」
2006年的秋天，我和一名日本東京大學的女生，沿著北大未名湖望著傍晚的日落散步、聊天。這位畢業後去了一家美國著名投資銀行的日本精英對北大學生出色的表現感到驚訝。
我初到中國的時候，劉志軍剛剛當上中國鐵道部長。八年來，我無數次乘坐中國火車到各地旅行，既坐過又髒又亂的普通列車，也坐過現代化的「和諧號」，將來肯定還會坐世界領先的京滬高鐵。不過，中國高鐵之父劉志軍卻沒有機會以鐵道部長的身份看到京滬高鐵的開通了。
根據報導，他因在鐵路建設中的「嚴重違紀行為」而落馬下台，有永遠出不來的可能。一直對中國高鐵寄予高度關注，也確實沒少加以表揚的世界媒體，在這個爆炸性的消息面前多少有些震驚。不過，作為新幹線旁邊長大的日本人，我倒覺得此事不值得大驚小怪，它只是把日本的某段歷史重演了一下而已。正如《國際歌》的第四段歌詞，「礦井和鐵路的帝王，在神壇上奇醜無比」，中國和日本都一樣。
1955年，曾參加策劃「九一八事變」的十河信二被任命為日本國有鐵道總裁，相當於鐵道部長。當時日本的鐵路和火車全是戰前留下來的舊貨，其水準連印度的都遠遠不如。國際上，鐵路界因為受到汽車和飛機的競爭而越來越邊緣化，成為典型的夕陽產業。但是71歲的十河信二從一上台就決定建造一條新的高速鐵路，把東京和大阪之間的路程從8小時減少到3小時。這條鐵路將採用電力作為動力，兩條鐵軌之間的距離也與之前的標準完全不同，因此被稱為「新幹線」。此前日本不但沒有建設過這樣的鐵路，連試驗都沒搞過。再加上根本沒有人投資，從總工程師以下的日本國鐵所有職員都不相信新幹線的可行性。
但十河還是決定一意孤行，他上台的第一件事就是趕跑了鐵路總工程師，任命自己的親信島秀雄接任。面對國會議員的質疑，十河一面辯護說「只是在進行原有鐵路的改造工作」，一面利用媒體大作廣告，最終爭取到了新幹線專案。後面的事情更為驚人，根據島秀雄的設計方案，會計師計算出新幹線需要3800億當時的日圓才能建成，遠遠超過日本的承受力，國會不可能通過預算。
二○○八年的某一天晚上，正在北京大學就讀國際關係本科專業的我，在該校校園裡參加了一場「中台學生對話」。中方主要是北京大學的學生，台方包括台灣大學、台灣政治大學等學生，現場一共容納五十名學生左右。我似乎是唯一潛伏著的「外國人」。
台方學生入場後，中方學生熱烈掌聲表示歡迎。對於雙方來說，這種兩岸接觸是極為罕見而難得的。北大學生平時能夠直接跟在台灣生活的同齡人接觸的機會，應該很少很少，對台大等學生來說，當面瞭解北大學子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國家觀念等，無疑對未來自己實現「偉大事業」，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對我這個日本年輕人來說，兩岸之間能夠展開和平的對話是符合意願的。若這種青年對話能夠使得政治也好、經濟也好、社會也好、軍事也好、文化也好，這些局面發展為令雙方以及利益攸關方滿意的契機，那就再好也不過了。
台方學生表現得也很禮貌，我原來還擔憂雙方對話是否會出一些意外問題。看樣子沒什麼事情，我就放心旁觀著，等著台方代表的致辭。
台方代表站起來，氛圍很友好，他很有禮貌地向北大學子說：「大家好，謝謝大家熱情款待。這是我第一次訪問中國，來到北京大學，很高興⋯⋯」
下一瞬間，整個現場，尤其北大一側冷漠起來了。緊接著，有個北大學生站起來反駁說：「同學，你這個說法不妥當，你應該說『這是我第一次訪問中國大陸』。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你是中國人，不應該說第一次來到中國，請糾正政治態度。」
教科書是不能隨便出的
教科書問題，也是造成中日之間隔閡的一個大問題。教科書和普通書籍不一樣，普通圖書，由於出版自由，出版商出什麼都可以。在日本有很多類似於「我們要打敗中國」這樣的書，就像中國網路上憤青之間也會流傳「中國打敗美國」的書籍一樣，很自由，可以隨便得到出版。
但是教科書不一樣。飽受爭議的「扶桑出版社」出版的歷史教科書確實是主張美化侵略戰爭。這本教科書，對於當年歷史，就是日本侵略亞洲國家的那段歷史，寫得相對少一些。裡面說當年因為日本可以說是亞洲最強大的國家，就說日本解放亞洲。因為當時的日俄戰爭，是第一次東亞的國家戰勝西方大國，在這本教科書中就說，在我們走向擴張的過程中遇到一些問題。從盧溝橋事變開始，據我觀察，那些對日本不利的負面因素或多或少都被掩蓋了。
這樣的書，如果作為普通書籍，其刺激性應該說是很低的。在日本，「歪曲歷史的中國政府」；「對本國歷史一無所知的中國人」；「南京大屠殺存在嗎？」等挑釁性的書籍眾多。問題是教科書是需要通過文部科學省審批的，而當時這本「有問題」的教科書竟然在審批中被通過了。在日本，所有學校都有權利自主選擇教科書，而扶桑出版社出版的教科書之採用率不到○•一％。從這一數字能夠發現，日本的教育機構、學校以及老師們還是有一定的良知的，尤其在歷史、語文、道德等對孩子人格影響重大的科目上，盡可能避免煽動性、情緒化的內容。我只是希望，中國朋友們能夠把那些極端分子、對華盲目強硬分子和這些有良知的有識之士區別看待，對待。對於中國人的對日交往來說，爭取盡可能多的朋友，也是必不可少的。
而我本人希望做一個對歷史誠實的日本人。我堅決認為，那場「教科書事件」絕不是採用率百分之多少的問題，讓它審批通過本身，即嚴重損害我國的國家形象，也給即將面向社會和未來的孩子們帶來極為不良的影響，必定會損害國家利益。假如我是文部省負責人，我是不會通過這樣有問題的教科書的。
